摘要:普惠性人力资本的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提出,由浙江率先实践,是实现共同富裕和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格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范畴。普惠性人力资本是指以公共财政和非赢利性的社会投入来提升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的一种政策范式和工作方式,体现了新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更多依赖人力资本驱动的客观要求。普惠性人力资本提升需要多主体意愿协同、资源协同和行为协同。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普惠性人力资本提升有三重路径:一是以提高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为总框架;二是以发展职业技能教育,特别是职普技融通和职业培训为侧重面;三是以高等教育高质量普及为基本载体。从而构建起普遍全面、均等同视和受惠高质的人力资本增量体系。

关键词:普惠性人力资本；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职普技融通；高等教育高质量普及

普惠性人力资本是在共同富裕价值导向下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是新发展格局下“有为政府”的责任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中财委第十次会议上围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主题,首次提出“普惠性人力资本”概念并指出,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有效减轻困难家庭教育负担,提高低收入群众子女受教育水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原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2022年2月“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大会”上提出:系统深化研究普惠性人力资本提升问题,推动更多群众以知识改变命运,拓宽社会阶层向上流动主通道。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力资本一般被认为是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力资本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促进因素。近年来随着少子老龄化的到来及生产要素的变革性重组,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显著变迁,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资本积累效果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结构性难题,人力资本投资也存在较为严重的错配而致使资源配置效率低。教育作为构成人力资本提升的关键机制,以人力资本红利对冲快速流失的人口红利,以人才红利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格局,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格局的基础逻辑。这种逻辑需要连接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本两个范畴,在二者之间架构起公益性、全覆盖、广谱系的桥梁,既要理解普惠性人力资本的内涵,也要探索其实现的具体路径。

一、普惠性人力资本:为何与何为

人力资本理论诞生至今已有60多年,在教育领域派生了教育公平、学习化社会、终身教育与学习、全民教育、融合教育等诸多思潮与流派,推动了“教育第一”的形成,是教育与经济社会耦合的标志性理论。社会资源由自然资源、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三部分构成,当物力资本投资收益率逐步疲软,人力资本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效应也就愈发显著。目前我国人力资本的总体图式为:第一,2020年,全国人力资本存量为569.23万亿元。其中,男性的人力资本存量为394.52万亿元,女性为174.7 1万亿元,分别占总量的69.3 1%和30.69%。第二,1985-2020年,全国人力资本存量由47.74万亿元增长到569.23万亿元,涨幅超过10倍,年均增长率达7.50%,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但仍然低于我国同期平均经济增长率(9.42%)。同一时期,全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城乡分布也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态势,农村人力资本从29.77万亿元增长到79.74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仅为2.98%,城镇人力资本从17.97万亿元增至489.50万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0.10%。第三,1985-2020年,全国人均人力资本存量从4.91万元增至50.65万元,增长近9倍,年均增长率为7.06%。以1995年为分界点,1995年之前全国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年均增长率为5.11%)快于人均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为3.9%),而1995年以后,二者几乎保持相同的年均增长率,并且全国城镇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也一直高于农村人均人力资本存量。

这表明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人力资本的增长并非主要由人口数量的增长导致,而是由包括教育在内的其他因素所推动,我国社会财富创造与经济增长正由生产要素驱动转向创新要素驱动,创富能力即社会层面的人力资本存量提升成为关键。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二十大报告都提出了建设人才强国的目标,在人才范畴上包括了领军人才、创新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三类,而以普惠性投入累积的人力资本则为我国建设人才强国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保障。

对“普惠性”一词的认知是理解普惠性人力资本的前提。这个概念包含了“普遍全面”、“均等同视”和“受惠高质”三重释义。“普遍全面”强调由重点群体到专门群体,最后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过渡;“均等同视”就是要促进机会均等而非简单平均化,在承认个人、群体和阶层间按照技能水平、劳动贡献等合法因素而导致的合理适度福利差异的基础上,不断调节优化不同区域、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将福利差异化程度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受惠高质”就是要确保基本公共服务质量高、取用易、效果好、从基本生存保障扩展到使人民享有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实现高质量标准惠及民生。

据此对普惠性人力资本我们有两点认知:第一,普惠性人力资本可从投入的空间性、公益性以及提升路径的公共性等方面理解,是以公共财政和非赢利性的社会投入来全面提升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的一种政策范式和工作方式,其作用对象为全体公民,特别是16-64岁的劳动人口。在义务教育全面普及的基础上,其可间接作用于0-18岁的儿童和64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大幅度节省劳动力养育看护的时间精力成本,实现人力资本效用结构的整体优化,增加劳动力供给能力。第二,普惠性人力资本是劳动者的福利,包括受教育权利、培训与再教育权利、医疗保健权利、带薪休假休闲权利等,普惠性人力资本更加倾向于对弱势群体、困境群体、后富群体的投入,具有公平优先导向,包括但不止于流动人口、农民工、失业人员、新型农民、再就业者、残障人士等,具有政府兜底性、保障性和非赢利性。按金雪军的理解,“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应该是‘普遍的’‘非歧视的’和‘受惠的’。所谓‘普遍的’,就是要让改革的成果惠及每一个人,对应的是‘全纳’和普遍主义原则;所谓‘非歧视的’,就是要保障所有人都可以无歧视、无例外地享受制度红利,以此破解过去人力资本投资中存在的城乡、区域、阶层、性别间的不平衡问题;所谓‘受惠的’,就是应由政府、社会组织或龙头企业提供主要资金支持,社会收益相对较大,个人成本相对较小”。

为什么人力资本的当下投入要转向普惠性投入,特别是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李实认为:在目前社会各阶层整体收入差距水平居高不下的现状下,上层阶级为了巩固阶层优势,其对子代的教育投资只会呈现几何指数增长。换句话说,受社会财富大小影响,不同阶层私人人力资本投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然而只要通过缩小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差距,就可以在不损害任何阶层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缓解私人人力资本投资差距的盲目扩张。并且从长远发展来看,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和私人人力资本投资中如果有一部分的差距不断缩小,继而使得其在整体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就可以推动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差距整体缩小,进而缩小不同阶层个体之间的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以人力资本投资差距的缩小主要取决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均等化水平。

普惠性人力资本提升的主要手段是靠政府的财政投入、税收调节的二次分配和慈善捐赠的三次分配,其中前两项是主渠道。与此同时,还需要多主体意愿协同、资源协同和行为协同。这里的多主体既包括政府、企业、社会,也包括政策对象主体;这里的意愿包括各方对人力资本提升的理念认同、价值认同和协作意愿;这里的资源协同包括各方有意且有能力付出的财力、物力、时间、空间和信息资源;这里的行为协同包括行为的创新性、持续性和互利性。

总之,政策对象对于制度化教育的接受度要大于非制度化教育,对于学历教育的认可要强于对于学分制培训的认可,政府方亦倾向于此。传统的人力资本提升一般依靠各级各类学制体系、健保体系,对于教育、卫生的投入要大于对于培训和健康的投入。

但随着数字中国、学习强国和健康中国进入了新时代,随着义务教育高质量普及、高等教育普及化和医保全覆盖,提升人力资本的资源开始向非制度化体系让渡,向更大空间、更广受众、更全内容转化。从制度化教育角度讲,普惠性人力资本着力于提升15-45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从非制度化教育角度讲,普惠性人力资本着力于开放性培训,包括职业教育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的入职与职后非学历学习;从教育对象角度看,普惠性人力资本更倾向于边缘受教育者的学历补偿和常规在学人口的学历提升。据此理解,教育促进普惠性人力资

本提升的总框架和切入点为提高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任务侧重面为加快推进普职技融通和职业培训,基本载体为高等教育高质量普及,以上三条构成了普惠性人力资本提升的三重路径。

二、路径一:提高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是总框架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现有的研究多采用代理变量来测算一定时期内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与人均人力资本水平,而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由于其直观易操作,且可以通过教育回报率与收入法等联系起来,是使用最为普遍的人力资本代理变量。按国际通用标准,15-64岁属于劳动力人口适龄范围,其中20-59岁属于主要劳动力人口,是社会生产的直接人力资本,通常而言,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与其收入成正比,特别对于农民工、新市民群体等技能劳动者队伍的溢出效应更为明显。早期研究表明,每增加1年的受教育年限,农民工的平均收入将增加3.65%,其中男性增长3.75%,女性增长2.94%。义务教育阶段,初中教育收益率远远高于小学教育,并且个体受教育年限越高,越倾向于离乡就业,特别是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更倾向于进城工作,会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二十大报告将创新驱动发展列为国家战略,受教育水平高的劳动者对于职业创新的接纳度、适应度和参与度都显著高于受教育水平低的群体。因此,政府和企业以提高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做大做强“富裕”这块蛋糕的良好选择,“提低扩中”式的人力资本投入也是“共同”的价值指向,特别是增加劳动力的使用年限、强化新增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将成为当下人力资本提升的总框架和切入点。

未来十五年作为主要劳动力人口的20-59岁群体,其平均出生年将大部分位于1960-2005年,重点群体为1975-2005年出生的青壮年劳动力。其中,1990年前群体主要以再就业人员、新市民、新型农民为主,其受教育年限提升的空间有限,主要渠道是自学考试、成人考试等,少部分群体会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目前国内不少省份出台了“学历提升计划”旨在进一步拓宽该渠道。以劳动力大军——农民工群体为例,《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6.0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5%,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8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7.1%。可见,仅农民工群体受教育年限的提升就大有可为,特别是外出农民工群体。新增劳动力主要是指2000年后出生的群体,该群体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已不是问题,重点是普及高中教育,提升职业教育的量级和能级,普及高等教育,延伸学制内教育时限,这部分群体在“十四五”期间及以后,受教育年限延伸应有刚性指标,即逐步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下限14-14.5年(目前是13.8年)。其主要途径是通过普及、提质、防流控辍及职后再学习等形式完成。贯穿职普融通的渠道和降低接受高等教育的经济与时间成本,将技工教育纳入体制内教育进行治理,强化乡村、贫困家庭及其他弱势群体的学历教育覆盖面,有效利用国家教育资历框架和学分银行,独立“学历提升计划”项目组织与专项预算,完善受教育年限普惠性投入机制和效度,建立起市域层面的“劳动力蓄水池”,全力高效地提升该群体的受教育年限。

截至到2020年,我国大陆各省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0.65年,台湾地区为13.75年,香港地区为12.45年,仍然落后于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因此,从教育角度提升普惠性人力资本的重点还是以多元化的教育形式拉高不同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人口质量,对冲少子老龄化的危机,以“生产率红利”“人才红利”“工程师红利”来化解“人口红利”的式微。从全国范围来看,振兴县级高中,逐步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在2025年实现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2%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2%左右。一是全口径人口受教育年限的提升,即常驻人口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提升,并且是公平普惠层面的提升,特别是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及农村居民的受教育年限,并以制度和政策红利引导高素质人口返乡创业,振兴乡村;二是快速全面普及高等教育,在2035-2050年间实现高等教育愿学尽学,提高高等教育覆盖面,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5%-90%之间;三是重点强化专业研究生教育,提升高层次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和可用性。中西部地区早日跨过9.59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门槛,当此数值位于9.59-11.1区间时,最有利于城镇化率提升,劳动生产潜能将被极大释放,人均GDP也会随之上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显性增加,富裕指数将被明显感知。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现有3000万亩耕地,可以养活3000万农民,但最多只能富裕500-600万农民(按三口之家年可支配收入3万美金或20万人民币计算),所以浙江尚需要将城镇化率提升到80%以上,其它省市(除国家粮食基地外),城镇化率提升的空间还相当大,而通过提高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方式来促进此项任务完成,有现实的操作价值。从共同富裕的角度看,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升重点将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优化农村,特别是乡村的教育生态,以城乡教育共同体、山海协作、转移支付、教育券等方式提升农村和农民的教育支付能力,加强新型农民教育和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迁徙,引导实用型技术向农村转移,促进农村产学研一体化。优质教育公共服务进一步向乡村延伸,惠及全体人民,居民享受教育服务的可及性、便利性大幅度增加,这恰是教育振兴乡村的主要空间。

提高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学历水平的提高,二是受教育水平,既学力水平的提高。后者比前者渠道更多,属于终身学习范畴,前者为学历教育,主要依靠体制内教育和开放大学等完成。如前所述,我国部分省份例如浙江、广东、福建等,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与其经济发达水平极不适应,究其原因,上述地区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原有产业对受教育程度要求不高。但随着制造强

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战略的实施,用人单位对学历要求门槛的提升,技术产品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也日渐提高,提升普通劳动者学历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将成为其巩固人力资本存量的关键。通过普通高校、高职院校、开放大学、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和自学考试机构来进行学历提升,重点是成人高中学历,其次是成人大专学历,次之是成人初中学历,到2025年使20-59岁的主要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12年左右,同时通过新型农民培训、外来务工人员数字化培训等方式提升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这是实现地区普惠性人力资本提升的基准要求。

当然受教育年限也不是越高越好,其提升不但有外部性,而且有最佳区间,超过经济社会负载的教育,会造成学历贬值和资源过剩。有学者发现,提高受教育水平可以促进城镇化,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会使城镇化率提高两个百分点,但这一影响会随着城镇化发展的深入而衰减,同时,受教育年限提升对于农村整体而言,会形成空心化等被虹吸效应,农村籍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选择性迁移和大学扩招后的教育扩展又将形成对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新张力,使得城乡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的不对等现象加剧。对农民群体而言,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增长的作用非常显著,总贡献达到38.57%,但农村和农民人力资本的累积,并非主要由受教育年限所致。从收益率角度看,教育收益率低于外出务工收益率,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收益率差异不显著,专业技能培训的收益率明显高于学历教育收益率。故各地要因地、因时、因群体制宜,以普惠性投入为主,找到受教育年限提升的最佳区间和最佳窗口,以推进本地区劳动者素质更上一层楼。

三、路径二:推进职普技融通与职业培训是侧重面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影响,我国学制内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学生,无论是哪个层级的,都饱受用人单位的诟病,呈现“高分低能”“低分无能”“低分高能”的“分能错位”现象,很多用人单位不得不将其进行回炉培养。

职普技融通首先要从教育的三轨制中走出,普通教育强化劳动教育、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而技职教育亦应提升“广基础、宽口径、强素质”的普通文化素质教育。截至2021年,我国高中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91.4%的高普及水平,随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近年以来出现的“县中塌陷”问题,打破职普技壁垒、实现职普技融通应成为当下高中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总体趋向。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解决县域高中发展问题作为政府教育的主要工作,曾经的综合高中,一度因高等教育大众化而陷入了生存困境,现如今,在疏导教育分流、重点高中指标到校、省级中考统考、职业本科、职教高考等政策的引导下,新综合高中办学、学习与评价模式的变革应重回实践视野。

当下,职业技术教育处在历史最好的机遇期,以新颁行的《职业教育法》(2022)为契机,统筹规划技工教育、中职教育、高职高专教育、职业本科和应用型本科及专业研究生学位,避免各自闭路、总体短路和局部断路,构建横向上“课证融通、产教合作”,纵向上“两头延伸、立交互通”的职普技融通的大教育体系,同时将被遗忘的“学校后”教育纳入关注视野。长期以来,技工教育一直不归教育部门主管,是披着教育外衣的非教育体系,似乎是个杂牌军,其生源、毕业和就业都低人一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次提案,试图将技工教育由人社部门划归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纳入职业教育体系,但一直未成功。在探索普惠性人力资本提升的进程中,提高技工人才的受教育水平,将其逐步纳入国民教育序列,将示范性中职学校,逐步向高职高专升格,更多的接纳高素质的农民工、再就业人员和退役军人,完成他们的学历教育梦想,提升其学历水平,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和个体就业焦虑。而作为“双高”建设的高职高专可通过“职教高考”的设立,建设和建成一批职业本科,加上有意愿和能力转轨的独立学院,形成职业本科的气场,打破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误解与歧视。同时,以高考改革为契机,特别是职业高考政策研制的机遇,推进普职技融通式的人才选拔制度。在普高和职高间,以学分制建立起互通的立交桥,实现两类学校间的互认机制,从经费、招生、师资、空间场地等资源配

给方面适度向职业教育倾斜,逐步将包括技工教育在内的中等职业教育纳入国民义务教育体系,实行弹性学制和弹性课程,模块选修内的学分可互认互转,优质普通与职业高中点对点支援新型综合高中、欠发达地区的薄弱县中和职业中专,形成普职教育共同体。扩大单考单招计划和一体化人才培养规模,中高职一体化招生和中本一体化人才培养的比率在较长一段时间要保持只增不降的态势。

关注“学校后”的职场培训对于人力资本累积的强大效应。在职培训是最有利于知识、技能相连接的,最有利于理论和实践相贯穿的,是普职技融通的主战场。在传统的培训中,有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实用主义取向的为了技术而技术,不考虑技术在受教育者知识体系中的再生产功能,比如新型农民培训、在岗工人培训等,本着“会做、做会”即可,没有考虑“做中学”的知识迁移和能力迭代。二是理想主义的培训,重教轻学、重智弱能、重整体轻个体、重供给轻需求的方式,本想学做结合,但结果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割裂,书本与情景的分离。培养创新型高技能人才,要有一套学以致用的工作坊模式,培养技能型人才也要注重技能的迁移性,二者均不可偏颇,在对人社部门考核中,要保证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和技能人才占从业人员的比例逐年上升,年均有效培训人次逐年上升。以关键能力(核心素养)架构国家资历框架,摒弃“唯分数和唯文凭”的用人取向。国家资历框架应包含各项国家认可的证书(既有学术的,也有职业技能的,还有社会品行贡献的,这就要求全方位健全国家证书体系)、学历、文凭、普职转换情况、实践实习及劳动经历,促进“文凭社会”向“能力社会”的转轨。

同时,加快学分银行的大数据采集能力,鼓励全体人民,特别是劳动者愿学、乐学、会学、能学且能用。学分银行和国家资历框架要调动社会整体认知力量和资源投入,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培养单位选用的应用开放型和全要素包含格局,鼓励高校、企业和各类社会力量参与研究、开发和应用,培育多元化的终身学习和随取随用的生态体系。

四、路径三:高等教育高质量普及是基本载体

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57.8%,普及化进程持续深入推进,高等教育逐渐成为补齐我国广大后富群体能力短板,疏通社会流动渠道的核心枢纽。但总体而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仍然处于从粗放式的规模扩张过渡到精细化的提质增效的历史拐点,整体普及质量不高。只有实现了高等教育的高质量普及,依托高等教育事业作为普惠性人力资本提升的基本载体,才能进一步释放全要素生产率,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城乡整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人力资本。

首先,需要进一步做大高等教育的蛋糕。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经历了数次大规模扩张,当下毛入学率已基本达到发达国家水准,未来重点应放在提升高等教育发展的质而非量。

从高等教育内涵结构调整的角度看,有一定的道理,但从高等教育在整体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价值定位上看,我国未来还需进一步扩充高等教育的体量。教育部副部长吴岩认为:从高等教育发展的经济性、国民性和国际性三项指标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仍然处于普及化的初级阶段,并在全球近七十个实现普及化的国家中排名位置靠后,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必须继续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率。全球所有创新型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都在80%以上,中国现代化发展也不能例外,并且共同富裕一定是建立在充足的富裕基础上,而富裕的前提就是人才资源的极大丰富,高等教育是人才资源的强大母机。以浙江为例,“按照平均受教育年限10年为基准,三口之家年收入20万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该群体全省占比达到50%,则需要10-15年时间。如果这个判断成立,浙江省必须要在2030年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0%,否则难以在2035年如期实现全省范围内的共同富裕。2020年浙江高考录取30.77万人,十四五期间每年多招收2万学生,五年时间则可以多招收10万,这是确保如期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举措,就算是举债也要把这个目标实现”。

其次,做大蛋糕的同时还要做实蛋糕,强化高等教育地理空间和产业空间的双重嵌入度。当前我国整体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愈发呈现了以省会中心、城市中心的取向,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集聚资源,吸引顶尖人才是有益处的,但也确实造成了高等教育在地理布局上的东西差距和省域差异,不利于高等教育在地方服务能力的提升。以江苏和广东为例,江苏省95%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均分布在江南地带,特别是南京和苏州两地,这对苏北、苏中教育的发展并不利,使得其省内的南北差距、城乡差异要比临省的浙江差很多。同样广东也是如此,近几年广东省从曾经的高等教育洼地转变成高等教育大省,2022年双一流增设中,广东增量不菲,但基本都是集聚在深圳一市,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利好,但整个粤东、粤北、粤西几乎没有可辨识的高校,这也造成了广东发展的区域失衡,不利于共同富裕的推进。反观浙江,尽管杭州和宁波属于本省高等教育“双子城”,但其四大都市区的金义和温州两地,高等教育也不弱,位居浙中的浙江师范大学,对于浙西南加快发展26县的作用不可低估,而温州医科大学也是省重点建设高校,深刻带动着浙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况且这些非省会城市都有“双高”职业院校,其县域高等教育尽管受到独立学院转设影响,但这些独立学院也都曾发挥过巨大的人力资源辐射功能。同时,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语境下,将从方法论上促进我们思考当下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要素(人才共享、人才飞地、学分互认、省内星链办学等)流动,打破国内、省内、校际高等教育的体制与机制障碍。

再次,高等教育高质量普及的重点在于提升后富群体的能力。“开发与积累技能型、创新型人力资本,有利于大幅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优化传统人力资本结构和质量,形成人力资本高端化格局,为国家整体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大驱动力。”过去,我们在谈及教育扶贫时基本集中于基础教育阶段,特别是义务教育,涉及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政策也仅仅是针对西部地区专科学生免费政策、定向招生和贫困大学生资助政策等,较少涉及具体能力的补偿和提升,其普及面过于狭窄,普惠程度不高。自2020年高职高专“百万”扩招后,高等教育开始关注了另一层面的弱势群体——升学不利的中职、技工人才和农民工、退伍军人、新型农民及困境家庭儿童等。当前我国还有相当部分人群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共计8亿总量的低收入群体,若建设橄榄型社会,这部分群体的学历、能力、资历的提升必不可少,且在知识迭代速率加快,岗位更新、技能升级的今天,“到2030年,数字化、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可能引起我国劳动力市场1.61-2.81亿个工作岗位待替换,同时产生1.76-2.53亿个新工作岗位”,故高等教育高质量普及的向度不能缺少后富群体,还应关注今年两会所提的“专门学校”及刑满释放人员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对于民生影响甚大的师范类、农林类、医护类、建筑类学科应适度倾斜,探索能力主导型和普惠型招生培养改革,促进高等教育在向上

看的同时,更要扎根乡土中国办教育,为乡村振兴和全民共富提供智力支撑。

除此之外,高等教育要进行各类教育间的能级调整。2021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再次扩大20%以上,共招收研究生117.65万人,其中博士生12.58万人,硕士生105.07万人。近10年来,硕士研究生扩招年均增幅达到6%,博士研究生增幅在5.5%左右。但总体来看,由于我国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目前中国博士占人口的比重约为万分之6.55,远低于主流发达国家水平(美国约为1%),也就是我们高等教育这个象牙塔的塔尖部分还不强大。另外从本专科比例看,我国共有普通本科学校1238所,在学人数1 893.10万人,高职(专科)学校共有1486所,在学

人数1590.10万人,成人高等学校共有256所。进入2020年后,职业教育渐成热点,在独立学院转设职业大学受阻之后,中考分流、中本一体化等也在不同程度遇阻,这里的痛点在于高考。打通这个瓶颈的关键是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和高等教育普职融通的职业高考,建设职业本科,发展应用型本科,扩大专业硕博士生的培养规模,并将其逐步向高水平职业本科和应用型本科倾斜,已有研究表明,发现专科、本科和硕士教育规模均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还会随着教育层级的提升而增大,硕士教育规模还存在着显著正向的人力资本空间溢出效应,尽管博士教育规模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负影响,但我们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博士教育效度及规模的原因,并非博士学历本身阻滞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利用10-15年时间,推动技工教育中职化、中职教育专科化、高职教育本科化、应用型本科专硕化,强化普职融通,并以此为杠杆,将高等教育能级向实用型人才倾斜。

最后,高等教育促进普惠性人力资本提升的本质还是高质量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伴随着“强基计划”“新四科”建设、“双一流”第三轮计划和全面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学科体系建设的开展,中央部署的一系列人才政策正在得到落实。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正进入人才争夺的焦灼期,交叉学科、复合型人才、聚合科技人才都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元素,“学科为王”的时代要求以学科质量促人才质量。面对西方对中国的科技封锁,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新工科改革,逐步建立起工程教育的中国标准,促进科教融合,培养新时代卓越工程师;新农科要锚定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强化农科教协同育人体系建设,加强农林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新医科在后疫情时代必然迎来一波发展高潮,于普惠角度而言,面向基层的数字化的医疗体系、护理体系、健保体系都急需大量高水平人才的培养,这是人力资本开发的红线保底工程;新文科要强化文科的实证性,以中国独特的话语体系诠释世界问题,提升国家形象的软实力、巧实力,以有格局、有温度、有特色、有底蕴的文科教育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普惠性人力资本并非新概念,而是一种新理念,其核心要素仍然是人力资本的提升。二十大报告明确将中国式现代化定义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同时将教育、科技、人才认作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这个语境下,普惠性就尤其重要,政府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建立起橄榄型人力资本体系,加大公共财政对于人力资本建设的投入力度、精度和效度,以政府公共投入促进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将传统的个人投入转变为普惠的公共投入,将精英式先富发展转变为全民式共同发展。

提高劳动力,特别是主要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强化包括技工教育在内的普职融通,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普及是三条基本路径,让每个公民有尊严地接受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培训、医养关爱,开发与积累自身技能型、创新型人力资本,大幅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为国家整体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大驱动力,其价值指向既是生产力层面的,也是生产关系层面的。

作者：张天雪，浙江师范大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原刊转载于《教育发展研究》202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