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林波    裴索亚    王伟伟

摘要：教育评价制度变迁是新制度产生、更替和取代旧制度的动态过程，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脉络和内在规律。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1950—2020年我国教育评价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深入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规律发现，经济、技术与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是促成教育评价制度生成的驱动力；行为主体、制度属性和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以及三者内部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是维系教育评价制度延续的关键点；制度机会是推动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催化剂。外部环境、制度属性、行为主体和制度机会是影响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它们共同绘制和形塑了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特定的变迁规律。展望未来，教育评价制度要正视时代赋予的新要求，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培育制度变迁的良好氛围；注重多元主体间的有序协调，促成制度变迁合力；重视制度本身的研究与反思，形成制度变迁的内生条件；加强教育评价制度内外部互动，把握制度变迁的关键时机。

关键词：教育评价改革；教育评价制度；制度变迁；政策文本；扎根理论

一、问题提出

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是政府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根据教育评价的特点和需求制定政策的探索性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中央先后颁布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改变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促进教育评价制度发展的政策文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价制度体系。国家支持、引导和保障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发展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既体现了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发展的时代特征，也体现出其历史嬗变走向。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形成、更替、终止均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形塑和规制。如今，“管办评”分离向“放管服”改革纵深发展、破“五唯”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等新一轮教育评价制度改革既彰显了党和国家对教育评价制度的改革决心，也体现出对旧有评价制度的更替，是一种典型的教育评价领域的制度变迁。教育评价问题是决定当今教育改革发展能否健康进行的重大关键问题。现阶段，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教育评价制度改革，建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评价的政策文本进行反思和总结，以此来探究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基本规律。

目前，国内学术界已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评价制度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有的研究成果还基于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等不同的理论分析视角对制度变迁的历程、动因等方面进行详细解析，近年来更有研究成果对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现实背景、内在逻辑以及制度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然而鲜有研究对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基本规律进行深层次和系统性的解读。鉴于此，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二是各影响因素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如何形塑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及其基本规律？为更准确地了解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挖掘其背后的变迁规律，本文借助程序化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对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梳理，建构当前宏观研究与微观细节之间的中层理论，由此揭示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规律，从而为新一轮教育评价制度设计和改革完善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一）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由美国学者Glaser和Strauss于1967年提出的一种从资料中建立理论的特殊方法论。这一质性研究方法的提出是为了弥合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分歧，使研究结果更加具有可靠性和可验证性。当前，学术界应用最为广泛的是以施特劳斯和科宾为代表的程序化扎根理论。该理论适用于影响因素类主题的研究，且能够填平实证分析研究与理论框架构建之间的鸿沟，为定性研究提出了具体的研究策略和分析步骤。程序化扎根理论一般通过开放性编码、轴心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级编码的形式，挖掘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构，并由此形成具有因果关系的理论模型。扎根理论的引入为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借鉴，有助于提升教育评价制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实践指导性。

（二）资料来源

为准确把握本文的研究问题，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层面的教育评价政策文本作为分析对象（由于文本收集的时间跨度较大，未检索到1949年党中央和中央政府部门颁布的教育评价相关政策文本）。经剔除信息缺漏及关联度较低的无效政策文本后，最终保留1950—2020年的120份有效政策文本（部分代表性政策文本如表1所示）。本文所选取的研究资料为典型的政策文本，相较于访谈等方式获取数据资料，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三、研究过程：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本研究基于程序化扎根理论对收集的政策文本进行整理和分析，首先将收集到的120份政策文本随机抽取90份（3/4）进行开放性编码、轴心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等步骤分析，不断提炼概念并予以范畴化，同时根据各概念和范畴之间的联系归纳出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而构建出反映现实问题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最后，将剩余的30份（1/4）政策文本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以进一步修正和发展该理论模型。

（一）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通过细致的分析与总结概括，将原始资料呈现为一系列重要的概念与类属的过程。在进行开放性编码的过程中，研究者不带有任何前提预设，对相关概念与范畴的提炼完全建立在对原始资料进行逐句、逐段分析与比较的基础之上。为了对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挖掘，本文首先对原始资料进行了整理，剔除了部分相似与重复的语句。通过对政策文本进行深入分析，共提炼出80个初始范畴，开放性编码的部分结果如表2所示。

（二）轴心编码

轴心编码是对开放性编码所形成的众多范畴予以进一步深化的过程，旨在得到具有更强概括性或者更高抽象水平的范畴。其主要任务是发现和构建范畴之间的各种联系，包括因果关系、时间关系、先后关系、情境关系、相似关系等，从而将前一阶段得到的范畴有机联系起来。本文通过对开放性编码得到的80个初始概念进行总结提升，归纳得出了政府力量、社会组织、学校主体、思想认知等13个副范畴，然后在副范畴的基础上再次提炼出行为主体、意识形态、外部环境、制度结构、制度冲突、制度机会在内的6个主范畴，具体如表3所示。

（三）选择性编码

作为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第三层编码，选择性编码是一个更为聚焦的过程。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轴心编码所形成的多个主范畴以及副范畴做进一步分析，从中得出具有更强概括性、统领性的核心范畴，并以核心范畴为中心将其他所有范畴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一条能够贯穿始终的“故事线”。本文通过对上述13个副范畴的考察，尤其是对6个主范畴的持续比较分析，进而提炼出“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这一核心范畴来概括所有范畴。为继续探索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本文通过建立“故事线”将各范畴之间的关系展示出来，最终形成主范畴典型关系结构，具体如表4所示。

围绕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以故事线的方式呈现出来：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理解为在外部环境变化造成的持续压力和行为主体的支持、推动下，制度本身内在属性和结构发生变化，进而促成制度变迁的机会产生。其中外部环境是影响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重要环境因素，对制度的生成、延续和变迁产生结构性压力。制度结构、制度冲突与意识形态反映出教育评价制度的内在属性，是影响制度变迁的制度因素。政府、社会组织与学校是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主体因素，也是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制度机会是制度变迁过程的关键条件，也是影响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机会因素。总之，这些因素在制度运行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共同绘制和造就教育评价制度特定的变迁图景和变迁逻辑。据此，本研究通过对初始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的进一步分析，在理清范畴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建构出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是停止编码的评判标准，即不能再获得额外数据以使研究者发现新的范畴，或者即使可以发现新的变量，但是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几乎对概念化没有新的贡献。本文通过对预留的30份（1/4）政策文本按照同样的编码方法进行分析，即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发现，没有出现新的概念与范畴，各范畴之间的关系也未发生显著变化。因此，本文所构建的“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在理论上达到了饱和。

四、模型阐释：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教育评价制度变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本质上来说，教育评价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转化过程。任何事物的变迁都是诸多因素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也同样如此。影响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因素众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共同对制度变迁发挥作用。在经过程序化扎根理论的质性编码后，我们可以发现影响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因素主要包括环境因素、制度因素、主体因素和机会因素。

（一）环境因素

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环境构成的外部环境是影响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环境因素，任何制度变迁都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尽管外部环境并不能直接决定教育评价制度变迁，但环境因素引发的制度内部属性的变动无疑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之一。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条件和运行状况等构成的经济环境，带动制度内部各要素发生变化，成为推动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技术环境对教育评价制度变迁起着明显的推动作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教育评价的方式，提高了教育评价的质量和教育管理水平。教育评价制度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是制度发展的宏观软环境，为教育评价制度变迁带来了持续动力。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程度和文化环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评价制度变迁。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文件均提出各地要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推广教育评价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主动参与教育评价制度改革和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良好环境。总之，经济环境、技术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共同构成了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驱动力量。

（二）制度因素

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发展和演化离不开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制度结构、制度冲突与意识形态这三个主范畴作为影响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重要变量，体现出制度内部因素之间的相互冲突、组合和完善。其中，教育评价制度结构是指在教育领域内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的总和，它取决于各个行为主体之间的资源禀赋以及由此形成的权力结构。制度结构一旦形成，相对比较稳定，但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下，也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变迁。制度冲突，也即制度矛盾，在教育评价制度系统内部意指由于认知能力不足、制度不完备或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而致使制度安排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矛盾和偏差。如2012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中提到，目前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还存在明显差距，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高质量教育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意识形态贯穿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历史，是解释制度变迁的重要内容。制度本质上是被规则化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可以对教育评价制度发挥指导作用，并使行动者具有教育评价制度的集体记忆。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变化影响甚至主导着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进程。教育评价制度处在它与相关因素构成的结构性关系之中，并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制度内部的结构性互动促成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

(三)主体因素

教育评价制度变迁不仅仅是外部环境因素的作用所致，它本身也是行为主体不断调整、更新和改变制度的过程。教育评价制度的行为主体既是建构制度者，又是制度规范的遵守者。行为主体与制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行为主体的推动。在教育评价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力量、社会组织和学校主体三个范畴所构成的行为主体，各自的角色地位和作用不同。政府力量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者在教育评价制度变迁中起推动作用，决定着制度的变迁方向和规则。例如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党和国家扮演着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者、财政支持者与资源调配者等多种角色。政府拥有大量的行政资源和权力，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促使教育评价制度发生变革。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评价主体，往往立足于自身的功能和定位，利用实践和专业优势进行制度建构，同时汇集同类型组织的共同力量，积极参与到教育评价中。与此同时，探索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也离不开学校主体的积极参与，他们和政府力量、社会组织一同构成制度变迁的重要参与主体。学校一方面是拥有办学自主权，能够进行自我评价的主体，可以积极回应和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另一方面又是教育评价制度的实施者，在教育评价制度变迁中成为政府调整的对象。虽然政府、社会和学校这三个行为主体对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有明显的不同，但是三者之间的相互制衡和约束作用共同影响着制度属性的变化。不同的行为主体及其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各有差异，各个主体通过协商、博弈与合作的机制相互融合，对制度做出改变，在制度框架下发挥着制度建构的重要作用。

(四)机会因素

制度机会是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时间窗口，也是重要的机会因素。它是在外部环境的刺激、行为主体的推动以及制度内部各因素的冲突、整合和变化的共同作用下引发的促成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时机，主要包括机会结构这一范畴，可以理解为涉及政治、话语等层面的机会性因素。回顾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历程可知，其制度机会的产生可能源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不可预测的外部环境刺激，如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开篇就提到：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和各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这对于改革教育评价制度，培养时代新人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二是政府政策的支持和推动，如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加速了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发展，使得重建教育评价制度、全面加强教育领域的评价改革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迫切任务；三是制度内部属性的调整，制度结构、制度冲突与意识形态这三种制度因素中任意一种发生变化，都会导致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机会产生。当外部环境、行为主体、制度属性三者实现交汇时，就为教育评价制度变迁提供了重要时机，从而加速教育评价制度发生新旧更替。因此，制度机会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催化剂，教育评价制度能否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机会的出现。

五、逻辑关系：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基本规律

上述程序化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初步探索了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并构建出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为我们分析和把握该研究问题提供了直观、形象的参考，但却没有完整地解释这些内在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背后隐藏的深层规律。探索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关系和深层规律，有必要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解，寻求各个变量之间的逻辑互动关系，而不是做简单阐述和罗列——既要反映外部环境、行为主体、制度属性和制度机会之间的互动逻辑，也要反映制度内部结构、制度冲突和意识形态间的整合变迁。下面我们将从外部环境、行为主体、意识形态、制度结构、制度冲突、制度机会这些具体的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入手，详细阐述和解释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规律，以期对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发展和改革做出科学合理的论断。

外部环境、行为主体和制度属性是分析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核心要素，其中外部环境代表了宏观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环境变迁过程；行动主体则包括了各种制度变迁的主导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制度属性是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关键变量，包括正式、非正式的规则和结构要素，即意识形态、制度结构和制度冲突。就环境而言，教育评价制度虽然不会轻易被外部环境所改变，但是环境因素仍然是重要的制度变迁变量。经济、技术与社会文化环境是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宏观环境，也是制度生成的必要条件。外部环境对教育评价制度产生结构性压力，进而促使制度的生成。教育评价制度在历史变迁过程的不同时期受到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并在与制度的结构性互动中推动教育评价制度的产生。外部环境如经济社会条件、技术进步、文化传承和创新等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这反映出教育评价制度与旧制度分离、和新环境融合的过程。在强调外部环境重要性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行为主体在教育评价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应该充分认识到各个行为主体所拥有的权力资源和行为能力等方面的重要性。具体而言，行为主体的行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为主体内部的互动，二是行为主体对制度内部各要素的影响。当外部环境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行为主体内部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形成行动者联盟时，各个主体会学习和适应教育评价制度，维系制度属性的内部稳定性，并使其他配套制度也处于相对稳定的延续状态，进而形成教育评价制度的稳定机制。

教育评价制度生成之后，往往会经历制度存续的稳定时期和制度变迁时期。在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关键时期，制度内部可能存在多种可能的修改和更新，甚至面临制度运行方向的改变。当关键性的制度机会出现时，制度变迁随即发生。简而言之，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内部诸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制度结构、制度冲突和意识形态三种因素中任何一种发生变化都会导致制度内部属性的变化，当三者匹配程度高且相互融合较好时，教育评价制度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而当外部环境的压力和行为主体的推动在制度内部融合形成合力，致使制度内部冲突程度较大时，可能出现制度变迁的时机，因为教育评价制度的冲突必然带来要素的重新调整和组合，以及制度的内生性变化，从而促使教育评价制度从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变。事实上，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这些因素不断自我强化，并共同作用于制度变迁的方向和演化方式，从而使得我国教育评价制度产生变迁。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经历了制度生成、制度延续和制度变迁三个紧密相连的逻辑环节，并呈现出特定的变迁规律：在每个历史阶段，由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环境构成的外部环境是决定教育评价制度生成的驱动力；行为主体、制度属性和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以及三者内部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是影响制度稳定和延续的关键；在某个时间点，当外部环境和行为主体作用于制度属性，致使制度内部各因素之间冲突性较强且相互背离时，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更容易发生。简单来说，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演化规律就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稳定存在的机制和规律，是外部环境、行为主体和制度属性三者之间互动产生制度机会的结果，并促使旧制度向新制度发展演变的过程。这实际上就是回答制度如何生成、延续和发展的问题。在制度生成、制度延续和制度变迁的每个环节背后，都有一些稳定存在的规律性的逻辑因素，它们是解释教育评价制度变迁逻辑的关键。总之，从程序化扎根理论的模型建构和阐述中，我们可以抽取和提炼出制度变迁背后一些稳定存在的逻辑因素，进而探究出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规律。

六、实践启示

本文根据程序化扎根理论对政策文本的分析，初步探索出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抽象、提炼形成对现实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模型，实现对教育评价制度变迁规律的深层次解读。这对于我国新一轮教育评价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当前研究不仅能够在理论上理清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与基本规律，也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把握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改革方向。为适应新时代我国教育评价制度改革需要，未来可能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第一，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培育制度变迁的良好氛围。教育评价制度的发展可看作是因外部环境的刺激而做出的回应，会随着外部环境的转变而发生变革。教育评价制度变迁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程度和社会文化环境密不可分。首先，教育评价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必须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制度改革就可能受到制约。其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教育评价制度改革不可回避的主题。如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在国家或地区层面建设教育评价应用案例库，遴选典型案例进行宣传推广。最后，可以利用互联网等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介做好教育评价改革政策的宣传解读，加快扭转应试化教育评价文化，为教育评价改革的顺利推进营造宽松和谐的文化环境。

第二，注重多元主体间有序协调，促成制度变迁合力。教育评价制度是多元主体间沟通协商的结果，其变迁也必然受多元主体的影响。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主体不仅仅包括政府力量，还必然需要学校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他们对教育评价制度改革的支持程度，直接影响着制度变迁的成效和进程。目前而言，国家可以通过透明化、开放化的协商过程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为教育评价新政策的顺利推行奠定共识基础。比如，为学校、专家学者、社会评价组织等利益相关者提供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保证教育评价制度改革决策均是基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协商所达成的政策共识，以增强各行为主体对教育评价制度改革的认同，从而提升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效率。教育评价制度的出台或变迁必然会涉及到各种群体利益的改变。因此，在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革过程中，更应充分考虑政府、社会组织、学校等多元评价主体间资源、能力等变化情况，通过利益整合、矛盾协调形成合力，共同促进教育评价制度建设形成良性发展局面。

第三，重视制度本身的研究与反思，形成制度变迁的内生条件。制度不仅包括规则、程序、结构和组织，还包括价值、理念和认知等要素。伴随着我国教育评价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过去一直被忽视的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亟待解决，这也是影响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当下可以通过对教育评价的价值体系、结构体系、功能体系、制度体系和运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来进一步形成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内生条件。对于教育评价制度变革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们对这项制度本身的认知程度，这是教育评价制度变迁为人们所接受和维持其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因而，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从根本上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思想认识，必须彻底改变旧有的教育评价思想观念，牢固树立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价值导向，在全社会树立评建结合、重在内涵的评价思想，充分调动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及家长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真正把教育评价理念落到实处，从而保证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四，加强教育评价制度内外部互动，把握制度变迁的关键时机。教育评价制度变迁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加强教育评价制度内外部互动来提升对教育评价制度及其变迁规律的认识。具体而言，保持环境、主体、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准确把握制度变迁的关键时机尤为重要。首先，要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加快形成更高质量与更高水平的教育评价需求，为教育评价制度变迁蓄力。其次，在以政府、社会和学校为核心的教育评价主体结构中，明确各自各有侧重的评价主体地位，形成合作联动效应，从而正确把握教育评价制度的未来发展方向。最后，制度机会作为打开制度变迁的重要窗口，制度变迁的参与者尤其是政府应对潜在的制度机会保持高度敏感，当下应以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为契机，深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以破除“五唯”等不科学教育评价导向的顽瘴痼疾为切入点，实现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与完善。

总之，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是一个继承与完善、深化与拓展、改革与创新的演进过程，其变迁并非偶然，而是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必然遵循一定的自然法则和基本规律。作为一项制度安排，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是制度建设和完善的关键。研究教育评价制度变迁问题必然要基于对现有制度的历史认识，教育评价政策作为规范性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方向。因此，本研究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评价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提炼出影响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环境因素、制度因素、主体因素和机会因素，并在分析四个影响因素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总结出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基本规律，深刻分析和把握这些基本规律，可以为新时代教育评价制度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文章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21年第06期。作者：司林波，管理学博士，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治理与教育评价研究；裴索亚、王伟伟，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