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丽执教《杞人忧天》《杞人忧》联读时抛出：“你们能否与杞人共情，他该忧还是不该忧呢？”学生的辩论激起千层浪，各类观点彼此碰撞。最终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探究出“忧”的丰厚内涵：杞人消除了疑虑，释然的是无须为没有必要担忧的事而担忧，但其身上的忧患意识却代代相传……

这是浙江舟山普陀区武岭中学一堂普通的语文课，教师没有过多“介入”，而是充分唤醒学生的思维张力。自从“课堂提质”纳入该区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核心目标以来，这样的好课在城乡学校反复上演。“上好每一堂课”正成为普陀区每一名中小学教师的日常与自觉。

什么样的课是“好课”

当“上好每一堂课”在2024年被正式写入普陀区教育局的文件时，不少教师心存疑惑：好课的标准是什么？是否按照优质课评比的样本去临摹就对了？

“好课不是教研组打磨出来的‘盆景’。”普陀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岳军亮明观点。在他看来，真正的好课“不是教师上得好不好，而是学生学得好不好”。

在全区多次讨论研磨后，“学生学得好不好”最终定义在以落实新课标要求为前提，重点关注课堂参与度、思维活跃度、目标达成度。各中小学在此框架下，开展校本化的实践探索。

沈家门第一小学对课堂参与度进行了分类定标。基础薄弱学生重在心理安全与基础投入。“不是回答得多么正确，而是能否摆脱对问题的退缩和恐惧，尝试融入课堂。”校长周军海说。

中等基础的学生重在稳定互动，从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主动的跟随者与思考者，愿意参加讨论并表达自身的看法。基础优秀的学生考量的是思维挑战和价值创造，会质疑和思辨。周军海介绍，在这一参照系下，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找到参与的入口，课堂真正“活”了起来。

思维活跃度如何体现？普陀小学校长张伊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眼睛发亮、小嘴在说”。她认为，小学生在课堂上能够盯着老师和同学，愿意表达，哪怕是自圆其说也可以。目标达成度，则由各校参照新课标要求，结合课堂参与度、思维活跃度指数，制定一个分析模型，作为教师教学反思与改进的重要依据。

如何上出一堂“好课”

有了“好课”标准，普陀区教研室立即开展了“下水示范”行动，要求每个教研员一学期不少于5节课。具体举措是学校“订单式”提课改需求，教师“处方式”反馈教学困惑，教研员“自研式”结合课题选课。仅2025年，全区教研员就“下水”171节课。“学校要我们不照搬课堂细节，而是充分理解课堂所反映的三个‘度’，以及所蕴含的教学逻辑和规律。”一位初中教师说。

同时，教研员们还深度参与学校的集体教研与循证改进，确保“好课”不变形走样。

“过了这一阶段后，我们将改革重点落在学校自主探索，鼓励课堂创新。”普陀区教育局副局长王斌说。

在普陀二中微格教室，录课结束后，教师李叶艳手机随即收到AI生成的《课堂教学案例分析报告》，七项核心指标以精准图谱呈现。

据介绍，这是学校结合自身需求定制的AI评课系统，融入了“问题链教学法”等专属评价维度。“数据是冰冷的，教学是温情的。”李叶艳说，教研组同伴们将围绕数据，从“课堂教学环节”“教师课堂语言”等逐项给出建议，最终回归到学生本身。

沈家门第四小学开创了“小先生讲学”制。课堂上，学生不再被动等待点名，而是采用“同桌互讲—角色分工—挂牌申讲”的三级机制。校长周玲萍观察到，当每个学生都成为“小先生”，不仅表达能力得到锻炼，更在倾听、质疑与思辨中构建起深度的学习体验，真正实现了从“教为中心”到“学为中心”的蜕变。

“好课”的“变”与“思”

记者从普陀区教研室拿到了几份数据：全区课堂问题识别准确率提升70%，城乡教研差距持续缩小。中小学研究课堂蔚然成风，如沈家门第四小学教师参加区级以上的论文比赛，一年内获奖数增长了8倍。

更难能可贵的是，教师课堂效率上去了，拖堂现象被有效遏制。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的标准落到了实处。在浙江省的中小学体育健康测试和睡眠达标率统计上，普陀区的分数均超过省平均分。

但同时，王岳军也在思考：“上好每一堂课”不能是一纸文件后的一阵风运动，作为“长久之计”，对应的评价指挥棒必须跟进。

去年，普陀区启动了首届中小学“新优质课堂”评比活动。评比不设置任何门槛，所有学科所有教师均可参加，不以一节课论英雄，改为考察教师整个学期的课堂教学，到了期末各校有10%的推荐比例。

评比细则由各校依据校情和师情自主制定，特别是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作为重要指标。最终，普陀区评出“新优质课堂”193个，荣誉等同于区级优质课一等奖。

王岳军表示，下一步，普陀区将把“日常课堂分析系统”纳入“新优质课堂”评比，持续以常态课为基石，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