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浙江省委会副主委、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委员：推进城乡教育更优质均衡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在我看来这包含了方方面面，其中，最不容忽视的就是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我省历来注重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早在2004年，浙江就成为全国首个基本普及15年基础教育的省份。2015年，我省所有县（市、区）全部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认定。可以说，浙江基础教育走在全国前列。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积极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但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存在。

学校是否优质，一看管理、二看师资，农村学校恰恰在这两方面还有短板。具体表现为教学管理理念不够新、教师结构不太合理，这也是导致好的教师和学生在农村“留不住”，农村教育质量与城镇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

实现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重点要从学校管理、师资、生源等方面下功夫。这些年，浙江也有一些探索。如积极打造城乡教育共同体，以城带乡结对帮扶；大力推进“互联网+义务教育”，目前已有1458所城乡中小学校可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提升保障教师待遇，全面实施教师“县管校聘”，打破“学校人”概念，促进更多优秀校长教师往农村流动；加大优质高中招生向农村初中名额分配比例的倾斜力度等。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要努力成为“重要窗口”，浙江自然应有更高要求和更严标准。今年我们将深化出台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相关指导意见，扩大结对帮扶数量，同时推进15个县（市、区）“互联网+义务教育”试验区建设；完成乡镇公办中心幼儿园建设全覆盖等。通过一系列政策供给和措施，全力推进城乡教育更优质均衡发展。

省知联会会长杜卫委员：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教育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我今年的提案正好就是《关于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发展问题的建议》。

在义务教育阶段已出现一批办学条件优越、学生文化成绩突出、社会影响力大的民办热门学校。可在走访调研中，我发现义务教育阶段一些民办学校存在“企业化”倾向，过分逐利、收费奇高，影响区域内良好的教育生态。

《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就近入学。但在调研中，一些家长反映，将各种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的情况，在民办学校招生过程中屡见不鲜。以面试、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更是常见，更有一些民办学校通过考察家长素质和家庭背景来决定是否录取学生。这些不良办学现象催生了校外培训机构的无序发展，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不得不借助校外培训机构提升孩子成绩。高强度超纲超时教学加重学生额外的课业负担，违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导致减负政策实效不高，同时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优化投入结构，让教育资源惠及所有家庭和孩子，让他们有更光明未来。我建议，建立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在校生比例控制体系，进一步规范民办学校办学，根治顽瘴痼疾，切实落实县级党委政府发展义务教育的主体责任。鼓励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走个性化发展道路，与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有机互补、同频共振，真正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委员：重大变化中更显科技重要性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后，世界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科技的重要性会更加凸显。中国在未来的建设和发展中也必定会更加倚重科技的力量。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如何进一步加速科技的发展进步，是我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浙江近年来一直以超常规力度建设创新型省份，目前正在组织实施“尖峰计划”“尖兵计划”等科技攻关计划，旨在提升科技原始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制高点。杭州则是一个创新创业氛围极其浓厚的城市。应该说，西湖大学正是在浙江、杭州这样优良的创新生态中实现了快速发展。疫情期间，西湖大学在新冠病毒相关的基础研究上也取得了一些突破。

我们当前正处在科技创新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科技创新关键靠人才，人才培养则取决于教育。西湖大学作为全国教育体系中的一份子，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机制，努力培养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拔尖创新人才。比如，我们从招收培养博士生研究生起步，实行独立实验室制度，由一流的师资引领学生“寓教于研”。学校发展有限学科，但不论在学术活动、学生培养还是在校园建设上，都注重并鼓励学科交叉，给新思想、新发现充分的生长空间。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探索和尝试，真正让师生在学术上自由探索，在科研上心无旁骛，从而能够在基础前沿研究领域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新的、重大原创性的发现，在核心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和建树。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大机械工程学院院长杨华勇委员：建稳定产学研团队，强技术创新实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与往年相比，篇幅短了，但内容一点没“缩水”。现场，多次响起掌声。掌声反映心声，鼓掌之处正是大家关心牵挂之处。

作为科研人员，科技创新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科技领域的不少新提法，曾引起强烈反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在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方面提出，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让我们产生了更多新期待。

我国现阶段的科研体系，如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大部分要求以企业为牵头单位申报，并由企业负责组建产学研团队一起攻关。然而，许多项目团队的精力没有真正聚焦到新技术与新产品研发和量产上，也就无法形成有效的产学研增值链。

分析原因，一方面是企业与科研机构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导致了技术供需脱节。具体而言，一些企业获得项目资助后，对其组建的产学研团队，因保密等原因不愿意阐明主要产品的技术背景、短板等，往往导致研制的产品仅停留在展会或典型示范应用的有限场景中，无法量产。另一方面，牵头企业与高校院所间的合作偏于临时性。各级政府颁布的五年科技计划中，不少项目实际执行期只有三年左右，这些项目的产学研团队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此外，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也导致双方持续合作动力不足。

对此我建议，对攻关项目的选择，首先要进行充分论证与交底；一旦确定启动，企业就须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在国家科研计划项目中，企业配套的经费应按年配比，专款专用。同时，建立合理的回馈反哺机制，支持高校院所继续进行持续性深度研究，从而打通产学研的增值链。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药学部主任段树民委员：坚持高质量教育，培养高质量人才

“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药学部主任段树民“颇感振奋”。

作为履职多年的老委员，段树民委员持续关注和推动脑科学与人工智能发展。他关注到，日前发布的2020自然指数年度榜单显示，中国2015年以来的科研产出增加了63.5%，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在生命科学领域上升最快榜单中，浙江大学位列榜首。

在段树民委员看来，人才是支撑科技创新的重要条件。浙大医药学部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到极致，引进一流的人才，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治学环境。

脑科学是目前最具挑战性的前沿学科之一。2019年底，浙江大学成立了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下设生物学（神经生物方向）和临床医学（神经精神医学方向）两个专业，填补了国内该领域本科教学的空白。段树民委员说，脑科学是高度交叉融合的专业，需要数理化、计算机、信息学、生物学、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领域的背景知识。从本科阶段就为学生提供交叉学科教育训练，能为其脑科学研究的职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十年植树，百年育人。我们相信，坚持长期、高质量的脑科学和脑医学教育，将为脑科学研究和脑疾病诊治持续输送高质量人才。”段树民委员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加入该领域，为我国的脑科学研究和脑疾病诊治作出重要贡献。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代表：加快发展职业教育

在北京参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随时不忘一个近年来颇为热门的话题：“关注职业教育，让职业教育得到更长远的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要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其中，“长技能”三个字更是切中了郑亚莉代表的所思所想。

浙江是职业教育大省，但是，多年的教学实践让郑亚莉代表感受到了对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一些担忧。“理论贮备是劳动者长技能的基础。我们通过对历届毕业生的跟踪调查后发现，职业院校毕业生步入工作岗位两三年之后，理论更新方面更容易落后于本科毕业生，问题就在于贮备、学习不够。这会影响到他们长技能的速度和质量。”

郑亚莉代表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和现有高等教育的结构不无关系。专科三年的职业教育课程设置，难以融入足够理论知识，学生毕业后较易出现职业短板。“实际上，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年，已经有一些高职高专院校升格为本科院校。然而在大部分地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推进却并不顺利。”郑亚莉代表说。

赴京参会前，郑亚莉代表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研，完成了一份“关于加快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建议。她呼吁，通过一定程序、放开一定政策，把有条件、有潜能的优质高职院校升级为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或把优势特色专业升级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

“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具备更强技能的劳动者。只有直击职业教育改革难点、痛点，我们才能迎来职业教育更美好的明天。”郑亚莉代表说。

内容来源：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