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和周瑜筹谋攻曹，不约而同地计上心来，暂不说出，相约写在掌心，结果写好后一看，两人都写的一个“火”字。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浙江大学两位年轻教授冯华君和徐之海一起出差到余姚模具厂，也是嘴上不说，把各自意见写在手掌上，两只手掌凑到一起一看，同一个字，不谋而合。

今年1月初，冯华君和徐之海的默契和友谊，又为他们所在的浙大成像工程研究所赢得了荣誉。嫦娥四号完成人类首次月背着陆，而拍摄下这月背“第一眼”的嫦娥四号着陆器降落相机光学系统，就是由浙大成像工程研究所设计研制的。除此之外，嫦娥四号中继星上的2台光学相机和1个相机控制器也是由浙大成像工程研究所研制。

冯华君就是浙大成像工程研究所的所长，外界也将浙大光学成像团队简称为“浙大徐之海团队”。“我们需要团队合作，单打独斗是不会成功的。至于徐之海和我，那称得上是最佳搭档了。”在浙大玉泉校区第三教学楼二楼，冯华君笑着对记者说。

里应外合好拍档

“他很谦让，也很干练，具有超常的智慧。”徐之海向记者这样描绘高他三届、大他一岁，余姚高考榜眼出身的师兄冯华君。

“如果说我是在外面争取项目、冲锋陷阵的，师兄就是我的后盾，负责‘管好家里’，比如关键技术攻关，管理技术人员、研究生、科研经费等。”徐之海说，冯华君的学术功底深厚，而且善于动脑筋，总能在面临技术困难时拿出很好的主意。“团队每一次关键技术的突破都离不开他，我在外面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也都会想到跟他商量。”

嫦娥四号光学系统研制过程中最大的技术难题之一，是需要考虑到光在空气中和真空环境下不同的折射率。相机对焦过程中，要对这一细微的差别进行精确计算与测量，将光学系统的焦面人为地调离准焦位置，这样到了地月空间的真实环境中才能准确对焦。在对嫦娥相机的对焦过程中，冯华君亲力亲为。如果情景再现“嫦娥之眼”的研制过程，那冯华君与“嫦娥”的凝视对望，数不胜数。

“徐之海有着工科人的严谨作风，会反复琢磨推敲技术方案，仔细校对审核设计图纸。”冯华君说，团队主要致力于轻小型航天相机研发和大型光学遥感相机关键技术研究，徐之海同国家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联系和沟通相当紧密，这才促成了团队技术成果和国家航天光学领域的应用需求高度契合。

2005年1月，徐之海代表浙大前往北京挂职。2008年夏天，徐之海从国防科工局挂职归来时，已经意识到浙大光学成像的发展只有与国家需求相结合，才能发挥更大潜力，找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能不能走进新领域，交到新朋友，需要很强的开拓精神和业务能力。比如，参加会议时，能不能一下子问到关键点上，让人一听就知道你的水平，愿意把问题拿出来与你交流。徐之海在这两方面的能力都很强。”冯华君说。

相互扶持搞科研

2008年，团队首次为嫦娥二号CMOS相机研制了3个光学镜头，边学边问边试，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却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接下来，从嫦娥三号、嫦娥五号试验星再到嫦娥四号、嫦娥四号中继星，团队从最早的只研制航天镜头，到自主提出“一个镜头两个像面”的双分辨率相机设计概念并付诸实现，再扩展到光学、机械、电子、软件整个光学相机系统的研制，冯华君依然记得团队吃过的苦头、走过的弯路。“然而，整个团队没有人抱怨，大家不怕苦，继续试。”

他们提出的双分辨率相机设计概念，在嫦娥五号试验星上首次成功应用。这是航天史上分辨率与视场角之比最大的光学相机。该相机的光学镜头由十几片镜片组成，每片光学镜片在偏心、倾斜、厚度误差上的要求都是微米级的，比一般的光学系统要求高好几倍。他们连续失败了两次，第三次终于取得了成功。

为嫦娥四号中继星研制的光学观测相机系统，是团队第一次做整个相机系统。团队除了花费大量精力用于光学、结构、电路、软件的设计与研制之外，还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极端环境测试实验，来检测相机能否在太空环境中正常工作。比如，他们先将系统放在高温环境里两个小时，再转换到低温环境里放两个小时，不断重复循环和温变冲击；还要让系统经历真空环境试验、力学试验、电磁兼容性试验等。“高低温箱实验要连续不间断做十多天，项目参与人员和研究生也就连续在实验场通宵加班了十几天。总的实验，历时数月。”同事之间的相互扶助、支持，是度过实验期的“暖心剂”。

当“嫦娥之眼”伴随着嫦娥四号在月背成功着陆时，冯华君还时常感慨：浙大光学成像团队走的就是徐之海从北京“摸出来的路”。“满足国家航天重大专项的应用需求，徐之海让团队的目标得以明确。”

优势互补卅载情

30多年前，冯华君和徐之海一起在浙大光仪系王兆远教授门下读硕士。1994年，王兆远教授因病去世，30岁的冯华君和29岁的徐之海承袭了他的衣钵，担起了让光学成像专业组继续生存的“重担”。

曾经有一个科研技术指标，冯华君坚持认为达不到，而徐之海认为能做到，结果第一次试验果真失败，但反复试验，最终真的成功了。“其实我也是对的，他也是对的。就像李白和杜甫，他是浪漫主义的，我是现实主义的。”说到这儿，冯华君笑了。

而徐之海想举的是另一个例子：同样是要记忆地点，冯华君记住的是门牌号码数字，而他记住的，是周边有什么标志性建筑。“他是抽象思维，我是形象思维。”

“徐之海精力好，平时想打球就打球，想熬夜就熬夜，而我生活特别规律，最怕出差。”冯华君说，每次一起出差，徐之海都很照顾他；而他知道徐之海从不带伞，所以总会带上两把伞。“我们分工有序，合作愉快。”

“我们还有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有任务一定完成，而且时间上只会提前，不会拖后。”冯华君饶有兴致地补充道，在高校里，像他们这样，同在一个课题组合作30多年的实在“少之又少”。“前期就是想法一致，后期就是分工配合。”

从华发到霜鬓，从相识到莫逆，从嫦娥二号到嫦娥四号，天涯明月人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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